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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大众媒介的“七宗罪”

 

文/李汶龙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能够选择公共生活,而动物不能。群居是部分动物的习性,但这共同生活与人的公共生活旨意相差甚远。按照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的观点,物竞天择,物种进化,基因的有利变异使得人类具备了动物所不具备的能力。如果优胜劣汰的变异不断单向进行,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推论,人与动物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但令人惊诧的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我们却见证了人类的独特特征退化的迹象。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在《人的境况》中即主张,人类愿意并且确实已经开始了退回动物物种的历程。在这里,阿伦特意欲表达的是公共生活的衰落。有人精辟的总结,现在公共领域多情绪宣泄,少理性表达。公众对公共议题的争辩倒是热闹,但却很少有人愿意沉心做有秩序的思考、写作和论辩沉默的大多数更喜欢观察者的身份,每日翻阅海量的信息,却不愿投入心力参与公共讨论。吊诡的是,现代社会中,科技拓宽了发声渠道,而公共讨论却随之减少。难以启齿的原因,或是集中性时间匮乏,或是公共表达能力欠缺,无论怎样,现代人已经普遍地对公共生活失去了兴趣和动力。按照阿伦特的观点,公共生活走向没落是物化劳动者 (animal laborers) 胜利遗憾的是,人类动物化的现象不仅已经发生,还是主动追求的结果。我们自愿放弃了人之为人而有别于动物的独特能力。

然而,我们不禁追问:文明的进程大步向前,为什么现代人反而动物化趋势?个中原因必定是多维的,但是我们会很自觉地想到大众媒介 (mass media) 显著的影响力以及它对现代人思维的重塑,似乎也只有握有话语权的媒介有足够影响力促成这一转变。

媒体是公共生活衰落的罪魁吗?桑内特 (Richard Sennett) 不这样认为,他观察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冲动早在技术发明之前就出现了。但毋庸置疑的是,大众媒介却彻底地促进了这种冲动。它承担了催化剂的作用,放大了人们不愿参与公共生活的消极情绪。就本质而言,大众传媒具有反公共生活的特征,就公共生活衰败这一结果,大众媒介存在着七宗罪

罪一,大众传媒促娱乐至上化。大众媒体与大众娱乐有着近乎天然的联系。媒体的自我定位在于娱乐大众,新闻产品本身也充分诠释了娱乐至死精神。不止于此,似乎其他行业也都开始以此精神作为行动理念,所一切行业都是娱乐业达到这样的高度,媒体的贡献功不可没。

当然,娱乐并不是坏事,人们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娱乐消遣。但可怕的是,受到大众传媒的驱使,人们开始用娱乐视角重塑世界,甚至包括严肃的话题。该死的快乐” (goddamn happiness) 成为了人们认识和对待世界的唯一尺度,而衡量的标准仅在于是否有乐趣。遗憾的是,公共生活普遍性地被划为了没有乐趣的一类。原因很简单,它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快乐。不仅如此,沉潜是公共生活的主基调:在独自阅读思考时需自持且用心,在聚集参与讨论时需自控且严谨。长时间的参与公共生活还可能带来思想的不适和折磨。因此将其划分无乐类有似乎也有道理。少数人会认为,公共生活也能带来快乐。的确,通过思想的锻炼而实现的思辨之乐,自不可娱乐之乐不可相提并论。但是大众文化认为,苦中作乐并不是笔划算的交易,与其承受思辨带来的孤独和痛苦,不如多对自己说两句,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然后了事。

罪二,大众传媒服膺商业化逻辑。从资质上而言,大众媒体是优质的公共生活平台,受众可以充分利用其传播优势,克服距离上的障碍,与更多相同志趣的人充分沟通。我们也的确见证了封建社会末期,传媒垄断的瓦解与大众传媒的兴起在公共领域促生了一种良善的讨论文化,将分散的公众连结起来。但是随着商业化的加深,大众传媒转而服膺市场逻辑,其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媒体不愿仅作为公共交往的平台,而化身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寻求自身利益。利益吞噬了理想,权力绑架了自主,大众媒介受制于大众文化的癖好,任各方力量的博弈摆布,忘记了自己曾有崇高的使命——公共交往的维系。

罪三,大众传媒具有腐蚀性。如果说,公共的归公共,消费的归消费,那么公共生活也不至于衰落到如此地步。这样的想法无疑低估了大众传媒的能力。媒体不甘自己生产作品,说极端些,媒体是无力自己生产作品。大众传媒引领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产物都是消费品。(阿伦特本人并不赞同大众文化词,因为消费品本身并不具有持久性,也就无法称之为文化。)消费主义的大旗一旦打出,媒体也就无法再沉心做任何有创造力的事业。并且,文化消费品的消耗速度很快,媒体必须有能力持续满足大众的需求。为了解决难题,大众媒体则不得不劫掠过去和现在的全部文化。如果媒体对文化的影响仅限于此,倒值得庆幸,因此这样的事业在本质上是在传播文化。但媒体并不愿意将素材按照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为了达到娱乐效果,他们很乐意将其按照自己的大脑加工修改,使其变得易于消费。并且愈是经典,愈有被篡改的风险。作为一名金庸迷,每当看到新电视剧被搬上银幕时,人物还是那个人物,但剧情却狗血得超出你的想象时,心不由地在滴血。这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策略的确聪明,既不用费力构思,又能及时满足用户原创性的需求。而它带来的后果无非是想癌细胞吞噬正常细胞一样,指数型地扩张毒素,直到把附体腐蚀到不存在任何价值,就会转头他处。

罪四,大众媒介破坏理性重新生长的条件。癌细胞的特点是,它不仅具有无限增殖的能力,还能够破坏正常细胞(包括白细胞)的生长。大众传媒亦是如此,在不断输出消费产品的同时,还在破坏理性重新生长的条件,使公共生活无法凭借媒介平台兴起。本质上,公共生活是喜好阅读、观察、写作的人相互交往的活动。其中有两个重要要素:一为个人在孤独环境中的阅读和思考,二为多人聚集一起分享心得。独自阅读有助于培养批判意识,而聚集交谈有利于碰撞思维火花。而媒体产品的出现宣称不再需要忍受这份孤寂,我们有更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于是乎传媒帮助受众消弭了孤独的空隙,也就排斥了读者主动选择孤独的可能。没有了潜心研习,也就缺少了沟通的原材料。不止于此,强大的媒介工具还改变了人类交往的习惯。我们经常性地会看到现代人聚集在一起玩手机,这是一个多么可笑又可悲的场景——人与人的交往为人与机器的互动所替代。

罪五,大众媒介塑造普遍的消费心理。媒体尽其能事,试图将所有现代人都贴上消费者的标签,并用消费产品堵塞用户的信息渠道,除了消费别无选择。呈现给受众的,是已经经过咀嚼后的成品,重点突出,要点明确,可以快速消化,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无论是鸡血还是鸡汤,一品即知;品后也即成为垃圾,无需理睬。这种刺激-反应模式省却了批判反思所必须的时间距离,不容任何的停顿和思考,更别提对话和反驳。由于编辑已经帮助读者省却了思考的力气和时间,他们需要做的,也就只剩下填塞。消费品具有一次性的特点,糟蹋了也就糟蹋了,但是大众媒介却有把一切都重塑成消费品的野心,它所促成的快餐文化也使批判性思考成为了遥远的回忆。从此人们对经典的态度不再是心存敬畏,而是敬而远之。所谓越是称职的消费者,越是不合格的公民

罪六,大众媒介占用固化资源。公共生活虽是人类最高级的活动,但是其产物跟消费品一样,也具有转瞬即逝的特性。只有通过介质的固化,才能在未来的世界中流传。有人说,只有好的作品才能流传千古。但是,在如今垃圾书籍泛滥的年代,我们不得不重视介质的稀缺性。资源有限,公共生活的产物与消费品处于生存竞争之中,一方得以固化留存,另一方就要被时间洪流冲走。不幸的是,我们见证了这是一个消费品更为畅销的时代凡畅销书都不是好书的定理屡试不爽。公共生活已经沦为小众活动,其产品的生存处境也令人堪忧。阿伦特不禁感叹,大众娱乐把这个世界当成制造消费品的原料库,而破坏了公共生活发生于其中的世界的稳固性。

罪七,大众传媒耽误时间,引诱选择。它不仅破坏公共生活得以维系的条件,还挤占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介质是稀有资源,时间也是,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休息时间的工业社会中。相较而言,消费对于时间安排几乎要求,随心所欲,自由支配。而公共参与对于时间的要求更为严格,只有充足的时间投入才能产生成效。对于只有碎片化空闲时间的现代人来说,前者无疑更具有吸引力。这也给思维惰性提供了理由:客观上公共生活难以开展,我们只得退而求其次选择更容易进行的选项。而便利的后果是,人们不愿再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140字已经成为耐心的极限,也即将成为能力的极限。

(本文最初发表于「微思客WeThinker莫惜墨版块第1期,作者李汶龙,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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