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李汶龙 > 为秦火火辩护——诽谤罪与言论自由

为秦火火辩护——诽谤罪与言论自由

文/ 李汶龙

我要为秦火火辩护,并不是我认为传播谣言是对的(如果他传播的真是谣言),也不会认为爆料博眼球的行为值得鼓励。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在网络中不断发声的每一位公民。我这样做,是出于对言论自由的珍视。

德国牧师尼莫拉有这样一首著名的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那时已经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言论自由是如此得脆弱,以至于如果我们不去据理力争,不去挑战公权力直接给出的结论,最后我们将如寒蝉一般失去说话的能力和勇气,而我们的言论空间也会逐日缩紧,最终化为虚无。

有人会说,秦火火享有言论自由,但不享有造谣的自由。的确,言论自由有其界限,止于他人的合法权利。但是,如何给言论自由划界?如何界定谣言?如何判定诽谤的标准?对言论的限制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这些重要的问题需要审慎、精密的考量,而没有可以简单得出的答案。

秦火火捏造事实了吗?我们能在网上找到的转述事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澄清真相,而至多成为更多谣言的素材;而官方提供的事实也足够简单粗暴,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我更希望把视角放在法律规则上面,并讨论其正当性。

因此我的核心问题是,即便秦火火是在传播虚假信息,他应该承担中国大陆法律所预设的后果吗?在这里,质疑的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29(2)条。(中国大陆是缔约国)秦火火因言获罪,而对秦的处置就有侵犯言论自由的嫌疑。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也是其他基本权利的基础,可以被视为“人权之首”。对施加在言论上的限制应该提供严格的反限制。[1]

我国《宪法》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化,因此对于讨论言论自由问题不能提供什么可用的资源。在国际人权体系中,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三阶测试 (3-tier test),用以判定对言论自由等人权的限制是否合理。这一个测试包含三个原则,分别是(重要程度依次递增):法治原则、合理目的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任何对言论自由的干涉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得以证成。

根据三阶测试,关于秦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对秦火火的审判是依法进行 (prescribed by law) 的吗?

按照庭审信息,秦火火是因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而被起诉,这两项罪名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中都有明确规定。(分别是第246条和第293条)并且,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两项罪名均出台了司法解释,分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因此,惩罚秦火火“有法可依”。

然而,法治原则不仅要求法律基础的完备,更注重的是法律的质量。譬如,法律要应该清晰准确,能让公民明白条文的意思,以及遵守/违反规则会得到怎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要保障公民有途径能够获知这些规则。[2]

秦火火被检方起诉的罪名,不仅有诽谤罪,还有寻衅滋事罪。而将后者的出现实在令人费解。如同八九十年代的“流氓罪”,寻衅滋事罪也是一个“大口袋罪”,能够包罗万象。在《刑法》中,仅界定“寻衅滋事”就用了四个子条文,包括“随意殴打”、“追逐”、“拦截”、“辱骂”、“强拿硬要”、“任意损毁”、“起哄闹事”。更麻烦的是,条文中定义项与被定义项基本一样的模糊。根据这一条文,与秦火火唯一可能沾边的就是“起哄闹事”,但是如何界定“起哄闹事”,法律条文(包括司法解释)却没有了下文。规则设定得过于模糊,一方面会导致公民无法通过规则指引行为,也就无法预知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在适用时规则就需要进一步解释,这意味着司法机关拥有了裁量权。而自由裁量的范围越大,权力滥用的风险也就越高。

更为关键的是,法治原则要求法律要提供防止权力滥用的措施 (safeguards against abuse)。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3] 指出,最重要的安全网 (safeguards) 莫过于独立法官的审查。所谓独立法官,是指要与行政机关以及其他可能的利益关联体相分离。法官不独立,司法程序也就难免不被操纵,公民的自由也就没有了保障。但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司法机关听命于行政机关,而提及“司法独立”似乎都是禁忌。因而,司法独立是防止权力滥用的保障之一,而在司法不独立的中国,我们很难相信权力真正“被关进牢笼之中”。

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刑事审判秦火火,具有合理的目的吗?惩罚秦火火,真的是为了净化网络言论环境吗?

如果惩罚机制的目的真是控制谣言的传播,那么只有一般性地对所有捏造事实行为统一控制,才能有效减少虚假言论。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谣言四起的网络社会中,只有秦火火被祭旗,而造谣的对象偏偏又是高官达贵。秦火火事件一出,经济学家茅于轼发了这样一条微博:“今天秦火火因造谣诽谤被公诉受审。2012年网上盛传我接受美国五千万美元特务经费被通缉,逃入美国大使馆。这是不是谣言?是不是诽谤?但此事从来没有追究过。这算不算选择性执法?是不是这意味着以后只要是对我的任何谣言都不会被追究?”

可见,同是受害者,甚至同是“公众人物”,有的得到了即刻的司法救济,有的却始终无法获得正义。当然,诽谤罪在我国法律属于“告诉才受理”的案件,茅先生可能并没有起诉,所以未获得救济。但是,我们也并没有看到张海迪、罗援、杨澜甚至雷锋提起诉讼的新闻(这绝对具有新闻价值)。如果说,秦火火是因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告诉才受理原则的例外)而被起诉,那么如何证明对茅于轼造谣就没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两者有本质区别吗?

进一步揣测本案中牵涉到的利益链条可能就进入了谣言的范畴,但大量名誉受害者却无法得到如此及时全面的救济却是事实。茅提出的“选择性执法”的问题不能不被重视。惩罚秦火火,最主要的目的是控制谣言,这样的理由是否有些欲盖弥彰?要客观地实现控制谣言传播的目的,至少要保证每一个受害者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法律救济,而救济的提供不会受到财力和权势等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个要问的问题是,秦火火因在网上传播“谣言”而被刑事处分,即将受到惩罚,这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而言是否是必要的?(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必要性原则牵涉两个问题,首先,惩罚秦火火是否是一种紧迫的社会需要?其次,对秦火火的惩罚是否合比例?

首先,我们仍可以用茅先生的例子。如果说控制谣言是一种社会需要,那么为什么惩治秦火火就是紧迫的,而惩治其他的诽谤者就不具有紧迫性?如果我们能容忍网络中无数的谣言,为什么偏偏秦火火不能被容忍?杀鸡儆猴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却不是一个正当的手段。

其次,秦火火案尚在庭审中,无论最终判决如何(想必不会是无罪释放),因言获罪在本质上是不合比例 (disproportionate) 的。在世界范围内,诽谤除罪化是大势所趋。1962年,美国法律学会提出的《模范刑法典 (Model Penal Code) 》将诽谤罪排除在外。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加里森诉路易斯安那 (Garrison v. Louisiana) 一案中,将“实际恶意原则”适用该案。[4] 诽谤罪的适用标准提升到几乎无法实现的地步,引起了“诽谤罪已死”的讨论。2010年,英国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法案生效,标志着诽谤罪在英格兰以及威尔士的废除。2011年,萨摩亚群岛也宣布即将废除诽谤罪。

诽谤去罪化的原因在于,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存在失衡。刑罚是所有人类社会惩罚中最严厉的一种。其影响在于,一方面,因言入罪将使得他人不敢再发表言论,在社会中产生严重的“寒蝉效应” (chilling effect) ;尤其对新闻媒体而言,他们将自缚手脚,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而不得不自我审查 (self-censorship) 。另一方面,公共批评和诽谤的界限不易把握。公共批评对于权力的行使、社会的进步、公民社会的形成都至关重要,但严苛的诽谤责任不断威胁着公共批评者,使其难以发声。在刑罚之外,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较为温和的民事责任作为对诽谤的法律回应。当存在可替代性的、能够实现更小范围限制的手段时,原先的手段无疑是不合比例的,因而是不必要的。

秦火火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谣言不是止于智者[5],而止于下一个谣言。”秦在网上所说是否是谣言,我们不得而知。在谣言与真相之间,我们也很难得到一个纯粹是真或假的答案。看起来,秦火火似乎很乐意自己提供答案,虽然不知是否出于真心:在庭审上,秦本人当庭认罪,对指控毫无异议。这种做法给公检法省却了很多麻烦,但对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疑问:究竟是谁在传播谣言?是秦本人,还是要惩治秦的人?其中真相我们不得而知,未做调查也不宜评论。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对言论自由的划界是一项非常复杂且需要智慧的工作。我们能做的,不仅是不要轻易相信谣言,更重要的是不要轻易定性谣言。简单粗暴的定性,其本身更像是在制造谣言。

谣言的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真话


[1] 对于施加在言论自由上的限制的反限制,在《国际人权公约》中第29(2)条有基本的规定,并且在其后的若干国际人权文件中得到了确认和发展。譬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2)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0(2)条等等。
[2] Handyside v. the United Kingdom (1976) 1 EHRR 737
[3] SanomaUitgevers B.V. v. the Netherlands App no.38224/03 (ECHR, 14 September 2010)
[4] Garrison v. Louisiana (1964) 379 U. S. 64.
[5] 原文出自《荀子·大略》:“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



秦火火事件始末:

秦火火,原名秦志晖,1983年12月出生,湖南省衡南县香花村人,高中文化。2013年8月19日秦志晖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9月18日被批捕。据公诉机关指控,秦志晖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8月间,使用“淮上秦火火”等新浪微博账户捏造损害杨澜等人名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和负面评论。2011年8月20日,为了自我炒作、引起网络舆论关注、提升个人知名度,秦志晖使用名为“中国秦火火_f92”的新浪微博账户编造、散布虚假信息攻击原铁道部,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和负面评论。2014年4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三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本文最初发表于「微思客WeThinker莫惜墨版块第4期,作者李汶龙,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推荐 7